第一百六十二章 百姓苦逼生活从税开始（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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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进的主要部分是轮毂、轮轴、轮辐均采用铁制，对四轮马车来说，前轮有一个悬架装置及一个装在车轴上的活动转盘，有点像石磨，在车夫位有一个左右转动杆及一个前后轮同时“刹车”拉杆，当拉动时，前后轮毂上就分别被二个铁制疙瘩磨擦抱死，起到减速及停止效果。这个装置有点像是火车轮的刹车，因为轮毂是铁制，刹车的接触片是生铁制，当使用中，磨损的就是生铁片，只要更换就成。当然最惊艳的就是轮子中间的大鼓包，一次性翻砂泥膜成型，后期内壁用“土车床”加工后，按装了一个“明朝版圆柱铁轴承”所以显的有点大，不过效果很明显，车轮摩擦系数成倍减小，这一切在姜铁匠的制作下，很多地方做的粗苯，这就要在往后的制造中逐步改进，比如轮轴、轮毂，用多少厚度的铁，承载多少重量，如果只是坐人的两轮马车，除了缩小轮子的大小，还可以减少轮轴的粗细，或是不用轮轴，直接可以把轮子安装在马车前后两根大梁上，这样马车就更加轻巧。
在箱体上装部分就简单了，全用木制，装货的只是一个平板面，四周带上一圈栏板，四轮的马车前轮转向轮因为比后轮小，所以在车底下面，而后轮很大用木板包出半圆形状分割开来，这样做尘土或是雨天时，就不会把地上的水渍翻上来，起到挡泥板的作用。
还有就是上下车的踏步，目前坐人的马车上下车要搬一个小板凳子，因为开口处从马屁股后面上去，爬进车内。现在这种新式马车上下就在前轮边上，因为前轮在车架下，从侧面开一个上车门，加上一个可翻转的木踏步，很方便地上下车，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朝向前面做成了一扇玻璃窗户，刮风下雨天也不会影响到车内，传统的车箱，前面只能用一块布挡着。
解决了传动装置，在车轮上下了一番功夫，翻砂泥坯出来的大轮子光是铁用量很大外，没有弹性，所以这种轮子做成了二片，中间还是用火烤木料后輮成弧形拼接而成，两面就是铁铸出来轮子分别是一体成型的轮辐，看上去两个铁片中间夹上了木头，用铁钉贯穿在一起。这样做有个好处，制作轮子更加容易，以前的火烤木料后輮成弧形，现在不用輮弧形，只要用木片拼接成外圆就成。
不管怎么样，道路硬化才是马车发展的方向，可是在明朝官道全是土路，好一点的地方有点碎石路面，只有在一些城里才有石板路面及青砖路，可是通过一些河道时，所造的桥不适应马车通过，有阶梯阻碍了车架行驶，可以说，在明朝百分之九十九的官道全是泥土路，而且全是驴马道，在北方马车还能通行，在南方只能当成短途旅行，大部分都出不了县城以外，任重而道远。
水泥的出现成为了马车通行的条件，为什么章子俊要把制作水泥推广出去的原因，要想富，先修路不是五百年后才提出来的，其实在明朝更加迫切。
南京吏部给事中韦眷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道：“因连年天灾，朝廷边关用兵，国库枯竭，然庐州知府的治理之法，营造出了一个商贸繁荣、农民增收的好办法，利用房地产工商发达，农桑增产，望推广之。”
而都察院御史胡靖，更加直接，回京后直接把一木桶水泥，一块平板玻璃直呈上廷，让工部的人用水泥加入河沙碎石后，在工部大院内浇筑了一块五尺成方，厚度三寸的“混凝土”，等到三日后，围观的官员越聚越多，此时的胡靖就像是一位得胜的将军，好不自在，这就是庐城之法，聚沙成石，坚硬无比，如用此法铺路，将告别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，如用此法营造房屋… … 。
“请看，还有这一块玻璃，可镶嵌在门窗上，透光不透风，可替代目前的窗纸，再也不会担心受潮和破损… … 。”
胡靖带来的这两样实物，无需说明什么，能站在朝堂中都是人精，都是目前大明最精明之人，全都看到了此物的好处。
为此章大人的功劳之大无出其右，应该褒奖，恢复平安伯爵，调回京城任用。
有些人是喜欢像章子俊这样实干的作派，而有些人出于阵营表示也没什么，更多的人在观望。如果这样的事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和看重，那么像章子俊这样的官员就会得到“恩宠”，可是现在是朱见深，只求稳定，又想做老好人，一团和气，把心思全放在后宫上，万事不管的主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现在的章子俊正在头痛朝廷的渔政税收，庐州地界水系丰富，南临巢湖，从洪武起，朝廷就设了许多的河泊所，且给每处河泊所划定了管辖范围，制定了征税额度——共分三档：每年课米（一般折算为钞）五千石至上万石者，设官三名（另有若干胥吏）；每年课米一千石以上者，设官两名；每年课米三百石以上者，设官一名。明朝下发给各布政司及府州县河泊所的堪合“皆以河字为号”，“各记所收鱼课米钞若干，年终进缴”。这意味着朝廷设置的河泊每一处都设定了纳税额度，作为河泊所官员的考核任务。完不成课税额度，河泊所的官员便要受罚。
问题是：在江河湖海里捕捞鱼虾，收成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在土地上种植稻麦。耕地可以按肉眼可见的肥沃贫瘠划出等级，然后按田亩多少征税，是一件大体可控的事情。
向江河湖海征收鱼税则不然，水面宽广不代表鱼多，却是官府制定纳税额度的主要依据。此外还有许多运气成分——今天收获颇丰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获，今年湖里鱼多不代表明年也多；洪水会影响捕鱼的收成，筑坝拦水与过渡捕捞等也会影响捕鱼的收成。收成充满了不确定性，税额却有定数，河泊所的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，便只能依靠扩大征税的覆盖面（将以前不征鱼税的小水沟小水塘全都纳入征税范围）和加大征税强度（强抢百姓的渔网鱼篓来逼迫他们缴税）。
更有甚者，当朝廷派人前来追索欠税时，河泊所知道从渔民身上已榨不出钱来，便会与地方官员勾结，将欠税摊派给其他百姓。
朝廷有统一的夏税，茶椒仍要纳粮，果丝仍要缴税。原产地已纳过一次税，运输经过的每处关津还要再纳一次。对百姓的掠夺何其密集。因为疾病致死或逃亡弃失之类的原因，贫穷之家劳动力不足时常常被迫抛荒。如此，土地上的产出已不如往日，征收聚敛的税赋却仍是往日的额度。里长胥吏不上报，州县官府也不管。百姓只好卖掉田产来补足欠税，只好拿钱来补足劳役。田产减少了每年的税额不变，人口减少了每年的劳役不变，恶性循环之下百姓越来越惨。
明代的“商税”并非仅以商人为征收对象，而是“行赍居鬻，所过所止皆有税，……惟农具、书籍及他不鬻于市者勿算”——出门带的东西，居家卖的货物，经过关口驻留城镇时皆要纳税，只有农具、书籍与不曾出现在市场上的物品除外。实际上是一种针对全民的消费税。
从洪武时代起的商税税率，是按商品价值的三十分之一征收。实际操作中，则不问产量的多寡与价格的高低，一律对征税点实施定额摊派。
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。朝廷实施这种懒政的根源，是既想保证税收总额，又不愿提高征税的行政成本。
在箱体上装部分就简单了，全用木制，装货的只是一个平板面，四周带上一圈栏板，四轮的马车前轮转向轮因为比后轮小，所以在车底下面，而后轮很大用木板包出半圆形状分割开来，这样做尘土或是雨天时，就不会把地上的水渍翻上来，起到挡泥板的作用。
还有就是上下车的踏步，目前坐人的马车上下车要搬一个小板凳子，因为开口处从马屁股后面上去，爬进车内。现在这种新式马车上下就在前轮边上，因为前轮在车架下，从侧面开一个上车门，加上一个可翻转的木踏步，很方便地上下车，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朝向前面做成了一扇玻璃窗户，刮风下雨天也不会影响到车内，传统的车箱，前面只能用一块布挡着。
解决了传动装置，在车轮上下了一番功夫，翻砂泥坯出来的大轮子光是铁用量很大外，没有弹性，所以这种轮子做成了二片，中间还是用火烤木料后輮成弧形拼接而成，两面就是铁铸出来轮子分别是一体成型的轮辐，看上去两个铁片中间夹上了木头，用铁钉贯穿在一起。这样做有个好处，制作轮子更加容易，以前的火烤木料后輮成弧形，现在不用輮弧形，只要用木片拼接成外圆就成。
不管怎么样，道路硬化才是马车发展的方向，可是在明朝官道全是土路，好一点的地方有点碎石路面，只有在一些城里才有石板路面及青砖路，可是通过一些河道时，所造的桥不适应马车通过，有阶梯阻碍了车架行驶，可以说，在明朝百分之九十九的官道全是泥土路，而且全是驴马道，在北方马车还能通行，在南方只能当成短途旅行，大部分都出不了县城以外，任重而道远。
水泥的出现成为了马车通行的条件，为什么章子俊要把制作水泥推广出去的原因，要想富，先修路不是五百年后才提出来的，其实在明朝更加迫切。
南京吏部给事中韦眷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道：“因连年天灾，朝廷边关用兵，国库枯竭，然庐州知府的治理之法，营造出了一个商贸繁荣、农民增收的好办法，利用房地产工商发达，农桑增产，望推广之。”
而都察院御史胡靖，更加直接，回京后直接把一木桶水泥，一块平板玻璃直呈上廷，让工部的人用水泥加入河沙碎石后，在工部大院内浇筑了一块五尺成方，厚度三寸的“混凝土”，等到三日后，围观的官员越聚越多，此时的胡靖就像是一位得胜的将军，好不自在，这就是庐城之法，聚沙成石，坚硬无比，如用此法铺路，将告别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，如用此法营造房屋… … 。
“请看，还有这一块玻璃，可镶嵌在门窗上，透光不透风，可替代目前的窗纸，再也不会担心受潮和破损… … 。”
胡靖带来的这两样实物，无需说明什么，能站在朝堂中都是人精，都是目前大明最精明之人，全都看到了此物的好处。
为此章大人的功劳之大无出其右，应该褒奖，恢复平安伯爵，调回京城任用。
有些人是喜欢像章子俊这样实干的作派，而有些人出于阵营表示也没什么，更多的人在观望。如果这样的事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和看重，那么像章子俊这样的官员就会得到“恩宠”，可是现在是朱见深，只求稳定，又想做老好人，一团和气，把心思全放在后宫上，万事不管的主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现在的章子俊正在头痛朝廷的渔政税收，庐州地界水系丰富，南临巢湖，从洪武起，朝廷就设了许多的河泊所，且给每处河泊所划定了管辖范围，制定了征税额度——共分三档：每年课米（一般折算为钞）五千石至上万石者，设官三名（另有若干胥吏）；每年课米一千石以上者，设官两名；每年课米三百石以上者，设官一名。明朝下发给各布政司及府州县河泊所的堪合“皆以河字为号”，“各记所收鱼课米钞若干，年终进缴”。这意味着朝廷设置的河泊每一处都设定了纳税额度，作为河泊所官员的考核任务。完不成课税额度，河泊所的官员便要受罚。
问题是：在江河湖海里捕捞鱼虾，收成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在土地上种植稻麦。耕地可以按肉眼可见的肥沃贫瘠划出等级，然后按田亩多少征税，是一件大体可控的事情。
向江河湖海征收鱼税则不然，水面宽广不代表鱼多，却是官府制定纳税额度的主要依据。此外还有许多运气成分——今天收获颇丰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获，今年湖里鱼多不代表明年也多；洪水会影响捕鱼的收成，筑坝拦水与过渡捕捞等也会影响捕鱼的收成。收成充满了不确定性，税额却有定数，河泊所的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，便只能依靠扩大征税的覆盖面（将以前不征鱼税的小水沟小水塘全都纳入征税范围）和加大征税强度（强抢百姓的渔网鱼篓来逼迫他们缴税）。
更有甚者，当朝廷派人前来追索欠税时，河泊所知道从渔民身上已榨不出钱来，便会与地方官员勾结，将欠税摊派给其他百姓。
朝廷有统一的夏税，茶椒仍要纳粮，果丝仍要缴税。原产地已纳过一次税，运输经过的每处关津还要再纳一次。对百姓的掠夺何其密集。因为疾病致死或逃亡弃失之类的原因，贫穷之家劳动力不足时常常被迫抛荒。如此，土地上的产出已不如往日，征收聚敛的税赋却仍是往日的额度。里长胥吏不上报，州县官府也不管。百姓只好卖掉田产来补足欠税，只好拿钱来补足劳役。田产减少了每年的税额不变，人口减少了每年的劳役不变，恶性循环之下百姓越来越惨。
明代的“商税”并非仅以商人为征收对象，而是“行赍居鬻，所过所止皆有税，……惟农具、书籍及他不鬻于市者勿算”——出门带的东西，居家卖的货物，经过关口驻留城镇时皆要纳税，只有农具、书籍与不曾出现在市场上的物品除外。实际上是一种针对全民的消费税。
从洪武时代起的商税税率，是按商品价值的三十分之一征收。实际操作中，则不问产量的多寡与价格的高低，一律对征税点实施定额摊派。
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。朝廷实施这种懒政的根源，是既想保证税收总额，又不愿提高征税的行政成本。